魏拯民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路村乡王村一个农民家庭。1925年在外祖父资助下，魏拯民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太原，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，并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真。在彭真引领下，魏拯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后被迫离开学校。父母给他娶妻，让他在家种地，可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魏拯民没有听从家里安排，婚后毅然走向革命道路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，魏拯民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工作，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、市委书记，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。1934年冬被派到延边地区，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。1935年5月，魏拯民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，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。

　　1936年魏拯民从莫斯科回国后，3月上旬在安图县召开迷魂阵会议，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治委员。7月，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、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、后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。

　　1940年2月，杨靖宇将军牺牲后，魏拯民接替杨靖宇全面统帅第一路军。1941年1月20日，魏拯民因病牺牲于桦甸县牡丹岭下二道河子密营，年仅32岁。

　　魏拯民与董秀珍和女儿小秋，虽然留下一家三口的合影照，但他们并不是一家人，却也不能说没关系。当年魏拯民在哈尔滨期间担任市委书记期间，党组织安排他住在铁路工人刘寿山和董秀珍夫妇的家中，才得以安全避开日伪军警对他这个南方人的盘查。

　　1934年12月，魏拯民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，踏上前往延边地区的艰难行程，其时正值数九严寒之日，魏拯民把自己的一件大衣和一张照片交给刘寿山，用以转交给可能前来东北的父亲。这也就是关于魏拯民与董秀珍和小秋那张合影照片，如何得以留传后世的往事。

　　原来，1931年魏拯民回家料理完妻子的丧事，把儿子留在父母身边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可他前往延边地区临行之前，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因为他得知家中父母又为他张罗一门亲事，等着他回家完婚。魏拯民知道自己反满抗日，那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事业，所以他不肯牵连拖累更多人一起痛苦。

　　魏拯民写信让家人把婚亲退掉，说自己在外面已有家室。此前他不敢往家里写信，一是怕泄露组织机密，二是怕对家人不利。当魏拯民此次即将离开哈尔滨时，他就赶紧把这件事处理好，因为他担心前往延边地区后，一是风险加大，二是通信更不方便。

　　可魏拯民的老父亲，却一定要给儿子娶个媳妇，给小孙子再找个妈。他不相信婚姻大事这么大一个事，儿子竟会不与家里打招呼就自己做主。所以他必须亲自到东北看个究竟，如果儿子并没有像在信中说的那样“已有家室”，那他就一定要把儿子“押”回老家成婚。他要给儿子关有维来个措手不及，他就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不与自己打声招呼就在外面成家。

　　可魏拯民早已料到他父亲的下一步行动，必是亲身前来哈尔滨。所以，魏拯民与刘寿山的妻子董秀珍和女儿小秋合影，照了一张“合家欢”。魏拯民这是要让老父亲彻底断掉命令自己回家成亲的念头。魏拯民临行前，把自己的一件大衣留给那即将远道而来的老父亲，还有那张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“合家欢”。

　　果真不出魏拯民所料，他的老父亲其后不久便赶到哈尔滨。可当老父亲看着“房东”刘寿山交到他手中的“合家欢”，不由他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于是，老父亲只好怀揣着那张喜气盈盈的“合家欢”，穿上儿子留给他御寒的大衣，回老家屯留县找那无缘以会的“亲家”，硬着头皮退亲去了。从此后，老父亲就经常手捧着那张引人无限遐思的“合家欢”，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憧憬中。

　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，很多参加抗日战争的英雄，都成了各级领导干部，大家抽时间回到故乡热土走亲访友，庆祝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。可魏拯民那望眼欲穿的老父亲，和他那已近成人的儿子，每天都焦急地站在村口，却没能盼回他们远在东北的亲人。也许这祖孙俩会暗自嗔怪魏拯民，认定他有了新家忘旧家，不再顾及这祖孙俩。

　　直到50年代的某一天，他们接到了民政部门送来的革命烈士证书，这才知道魏拯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为国捐躯。就这样，老父亲至死也没能见到儿子“一家三口人”的面，只好凝视着那张伴其终生的“合家欢”，十分“幸福”地合上眼。

　　在此特塑魏拯民与董秀珍和小秋的雕像，以纪念那些革命者牵肠挂肚的亲人和幕后心碎的家庭。